走进延安革命纪念馆，一份泛黄的《边区干部考绩书》在展柜中静默陈列。封面边缘已然卷曲，但内页“有何特长”“主要工作经历”等字迹，依然清晰可辨。
这份文件诞生于抗日战争时期。在抵抗侵略、内忧外患之际，党中央在陕甘宁边区窑洞中，潜心研磨干部管理的“刻度”，接连出台多份考核文件。这份“考绩书”，正是其中一把具体而微的“标尺”。
细览几份文件，其导向之鲜明，令人印象深刻。它把干部忠实党的纲领政策、干部个人德才资望、群众意识、工作态度及奉献精神作为考核标准，颇具先进性。它还采用直观的“百分制”：“工作”占50分，聚焦是否深入群众、能否动员力量、粮食增产几何、部队战斗力提升多少等硬指标；“学习”占25分，旨在破除经验主义，鞭策干部与时俱进；“操行”占25分，以不滥用职权、不贪污、不腐化等要求，划出不可逾越的红线。考核结果与干部晋升密切相关，奖惩措施严格规范，“90分以上者为一等，升级；80分以上者为二等，晋级；70分以上者为三等，记功；60分以上者为四等，不予奖惩；50分以上者为五等，记过；40分以上者为六等，降级；30分以上者为七等，解职。”还对违纪违法和贪污腐化的干部，给予相应处分。
更见深意的是其背后的制度设计。考核由经上级批准的“考绩委员会”集体评议、组织把关，并明文赋予人民有用任何方式控告及建议之权，将衡量干部的标尺，置于群众和实践的监督之下反复校准。
可以想象，窑洞灯光下，“考绩委员会”的同志们围坐评议；干部接过写满评语的“考绩书”，神色或振奋或凝重。在烽火连天的岁月里，就是这样一套具体、透明、必须执行的标准，在选人用人中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。
这样一来，通过严格考核选出来的干部，“不是站在老百姓头上的官僚”，而是作为群众中间的先进分子。他们“以全部精力努力完成工作”，并“以自己的艰苦精神及模范作风影响推动群众”。
战争年代，几场恶仗硬仗打下来，谁上谁下战功为凭。即便如此，全面客观公正地评价与选拔干部，仍是我党我军早期的重要考题。这份“考绩书”背后的干部考核评价模式，让孰优孰劣一目了然、清清楚楚，为我党我军干部考核工作探索了经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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